信息化时代，新型基础设施是城市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比，新型基础设施主要从供给端促进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提供了坚实基础支撑。当前，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在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政府、企业及群众对高性能的网络环境、大数据以及算力服务需求量大，迫切地需要重大科学技术理论创新及管理手段和技术创新。然而，目前外部经济环境和内部新基建的特征决定了新基建的供给难以满足旺盛的需求。

  （一）新基建建设要求达不到实际的需求。不少新基建如5G和新能源充电桩等，建设密度必须提高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后，才能实现新场景产业化应用产生经济效应，这决定了目前投资明显低于社会合意投资量。

  （二）科研水平相比来说较低，所需核心元件高度依赖进口。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自主研发能力薄弱，总体水平尚未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庞大的市场需求主要由进口支撑。2018年以来的中美经贸问题中，以美国政府为主的外国政府肆意以断供芯片来制裁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以致我国出现手机“缺芯”、汽车“缺芯”、电脑“缺芯”等问题。

  （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所需人才供不应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行业发展较快，人才需求量开始上涨迅猛。而教育行业相对滞后，导致现阶段人才缺口较大。人才的缺口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新型基础设施相关领域中鲜有高品质人才，后续技术创新、研发能力极大受限。

  （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缺乏政府对各地差异化定位统筹。当前各地在确定新基建投资重点时，盲目确定新基建投资重点，特别是在国内外贸易环境恶化和新冠肺炎影响下，投资新基建没有因地制宜开展新基建建设，造成各地扎堆投入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热门行业浪费大量财力物力。

  （二）新基建建设过程中易形成技术垄断。新基建大部分是高精尖技术，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壁垒，其投资建设和运营存在一定的资金和技术门槛，例如算力基础设施、大数据中心和融合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产金额的投入，而设施的运营需要高信息技术水平和数据运营团队才能提供有效的服务，目前具备相关能力的主要是几家大型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存在形成垄断势力的隐忧。

  （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风险大，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新型基础设施所依赖的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部分是高精尖技术且更新速度快、迭代周期短，而基站设施、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前期投入大、资金回收慢，投资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影响社会资本进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二）传统投资主体投资新型基础设施面临限制。近年来受内外部环境影响，企业经营困难现金流紧张，宏观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挑战，叠加减税降费因素政府财政收入增收压力大，各级政府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量投资受限。

  （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价值在“用”不在“建”，由于不少行业、企业信息化程度和设备联网率较低，“信息孤岛”状态尚未完全打破，面临数据共享、商业合作等壁垒，部分创新和融合基础设施有较强的社会公益属性和正外部性，社会化资本受资金、技术和人才制约，对新型基础设施应用的参与度不高、主动性不强，限制了新型基础设施的有效市场规模。

  一是强化顶层统筹力度。以“软硬兼施”“虚实共管”思路，推进大网络、大数据、大平台、大服务、大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加快实体物理空间“硬设施”建设，加大政府机关、公共场所、市政设施、居住小区和商务楼宇资源开放力度，推动5G基站、视频监控、物联感知终端等公共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共用。另一方面，强化虚拟网络空间管理，统筹推进AI算法、数字化机理模型和知识图谱等“软设施”建设，提升对各类“软”虚拟资源和无形要素的有效治理水平，提升数据治理能力，补齐“软资产”治理短板。

  二是优化空间布局。一方面，对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应注重高新技术赋能和应用场景创新，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深度应用，加快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在新一轮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中引领发展，打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的样板。另一方面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应在补齐传统基础设施短板的基础上，聚焦民生领域和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加快5G、物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充分的发挥东部地区的技术、人才、产业优势和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即在东部依托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发展无人驾驶、智能制造等产业，在中西部地区建设若干大规模数据中心，重点承接东部运算需求，缓解东部地区算力不足的矛盾，从而缩小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的问题。

  三是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构建有利于我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制度环境，积极开展对外技术交流，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提高自主创新的起点和水平。加强培养和吸引创新人才，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加快形成良性有序的人才流动机制以及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在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核心技术领域长期投入，以期取得基础研究的较大突破。

  一是突出需求牵引，体现“实用主义”。一是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从解决后疫情时代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最迫切问题入手，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以政府、企业和公众需求为驱动，以应用成效为核心，以业务目标为指引，科学开展项目需求分析与测算。二是避免单纯的建设导向、技术导向和项目驱动，实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从“战略目标”到“业务应用目标”到“系统建设目标”的科学推演设计。三是避免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铺张浪费，立足经济、适用、先进、高效，走低成本、高效益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道路，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新型基础设施与服务。

  二是拓展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应用，强化长效运营。一方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将新型基础设施创新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动力，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市场化应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倒逼和促进社会管理体制、治理结构、公共服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优化、透明高效。另一方面，推进产业数字化，以增量带动存量，利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进一步开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准入，推动管理机制创新、资本运作创新、运营模式创新，利用代建制、政府购买服务、PPP等多元合作模式，通过推动5G商用、AI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的深层次地融合，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新引擎”，形成打造“新动能”的崭新局面。

  一是加强政府企业合作。创新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促进各主体合理分担投资风险和收益，例如针对处于研发阶段的新基建企业，可通过引导基金方式鼓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鼓励新基建企业分担投资风险和收益，同时采用普通股、优先股等方式支持企业研发。对于融合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运营等前期建设投资大，后期运营专业性强的设施，政府应通过建设委托运营、特许经营、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力促新型基础设施发挥效益。

  二是积极拓展资产金额来源。针对新基建投资长期收益率高的特点，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探索发行一般债、专项债、长期国债支持新基建建设。通过设立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采用资产证券化、REITS等方式，积极吸引社会资金，特别是偏好长期投资收益的保险资金投资新基建项目和企业。推动银行支持企业组织新基建建设融资需求，探索定向降低新基建领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发挥政策性银行作用，降低新基建项目融资成本。

  三是持续完善新基建管理。首先，应加强对相关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和人员的培训，使其准确了解新基建相关行业的发展基本情况和发展的新趋势，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应将新基建建设目标和成效纳入绩效考核，激励有关部门积极作为。其次，对于与新基建建设和发展紧密关联的国有企业，要调整国有企业收入构成，可考虑将企业员工特别是管理层收入与新基建业务发展状况挂钩，并赋予将新基建发展对收入影响赋予更高权重。最后，对于普通企业，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其投资和使用新基建产品。例如可考虑实施新基建投资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对数据中心运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企业給子资金支持和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企业加快发展相关业务。

  （来源：汉源县人民政府网站） 【投稿、区域合作请私信或发4小时内回复。】